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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京人 我的自25:妈妈在哪?

本人近期完成了历史记实故事,以我家四代为中心,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,甚至世界所发生的真实故事。希望让后人知到也可作为历史的侧影,供写这段历史的人参考。也是一为老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想说出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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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在哪?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两天爸妈都没回来,全由保姆照顾。第三天下午放学回家保姆说爸爸一个人回来了一下,说是联系燕京坟地。司徒校长的夫人就葬在那里。这个坟地是在东门外燕京牛奶厂旁。解放后,学校要大发展,奶场,坟地都没有了,每个人可自己移走坟墓,或深埋,我外婆就深埋在那里了。

        那天父亲办好坟地就回去接棺材。安葬完毕,很晚爸爸一人回来,显得疲惫不堪。

    我们问:妈妈在哪?

    他说:住院了。

    那天坐小汽车进城的途中妈妈说心绞痛,痛不欲生,支持不了,没有去看外婆,就住进了城里的一家医院。安顿好妈妈再去看外婆,人已去世。就与姨,外婆的干儿子等亲友商量安葬问题,最方便和省钱是葬在燕京墓地。然后就到医院陪妈妈,在那里过夜。由于是法学院的院长白天骑车上了班,没时间回家,又骑车反回医院陪妈妈,现在外婆安葬完,妈妈病情稳定,他才可喘口气,回来睡觉。

    我们问:妈妈什么时间可出院?

    他说:要一段时间,不会很快回来。

    从这天开始爸爸早出晚归,白天忙着上班,教课,然后骑车进城陪妈妈,再回来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三人突然都长大了,有事情让保姆帮助,尽可能不打搅爸爸。这时我家只一个保姆,洗衣,买菜,做饭,收拾屋子,已经很忙了。我们三人呆在楼上,自已念书,做事情,玩耍。我和妹妹一屋,总有伴说话,姐姐一人一屋闷了就过来找我们玩。

     一个周末,家里只我们三人。吃了午饭,实在无事可做。姐姐又想进来和我们玩。我和妹妹商量,不让她进来,因为她永远比我们得到更多的特殊。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成为优势,我们应当气一气她,怎么办?我们把厕所中的小脸盆装满水放在门口,摆了三层。三层盆很宽她进不来,我两高兴的要命,打一打她的傲气。

     这场战斗很有意思,我俩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。当然我们也把过道弄得很湿,给保姆增加了不少的额外工作。

     这就是我有生以来作的最淘气的事情。

 

怪病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过了一个多月妈妈回来了,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妈妈。她老得要命,走不稳,没笑容,见了我们也不说什么。保姆薛妈送妈妈到她的卧室,出来后说,我们必须保持安静,走楼梯要掂起脚,除弹琴外都要轻轻的。后来又来了一个保姆刘淑芹专门照顾她。自从妈妈回来后,过去常来我家玩的小哥哥小姐姐再也不来了。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必须保持绝对安静的苛刻要求。但我们必须尽快适应。

        必须安静,开始总做不到。这样小的孩子自由的说、笑、玩、有点声音很自然,现在不许有一点声音。这病太奇怪了。有时我故意出一点大声,保姆马上出来说我。我很想知道她听大声有什么不舒服,但她不召见就不许进。

     我姐姐很高兴,她再也不用背由妈妈特别教授的唐诗,我也庆幸我根本不用学了。但长大后才知道我丢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。我的语文和作文一直不好,姐姐比我要好得多,妈妈对她的特殊培养是有效的。

     过了一周多,我大胆问爸爸,妈妈是什么病,爸爸说没查清,就是要静养。妈妈大小便都在卧室,其实厕所就在对面,这两步路都不能走,我不懂。但我自己的体会是高烧、头昏想躺着,其他是可以坐和走的。没过多久就说妈妈病得更厉害了,变成无法睡眠,要用安眠药。后来又成天喊着心摇晃,心慌、心跳。

    这时校医院主任吴大夫,和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二包子的妈妈蔡伯母,常来给妈妈看病。

    有一天我盼望见到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保姆叫我进去见妈妈,我高高兴兴的走进去,把我吓了一大跳,妈妈越养越坏,头带个头圈,比刚回家还老,眼神无光。我都吓了一跳。

     妈妈说:她得了怪病,也治不了,快死了。

     我说:不会的。

      她接着说:她死后爸爸一人是照顾不了我们的,让他给我们找一个新妈妈。她觉得那位丈夫已去世多年的阿姨和我们很熟,会对我们很好,是合适人选,我们要好好的对她。

     我非常沮丧的听了这些,也不懂该怎样和她说话,就默默的走出来。我觉得妈妈瞎想,都变疯了。我没敢和家里任何人说。

      直到文革后的一次计算数学会议在长春举行,这位护士长蔡伯母全家正住在那里。会议主席徐伯伯是他们燕京老友,她请我们吃饭。席间她提到妈妈。

     她说:妈妈只想自己,其实没有什么大病,就是稍微严重的神经衰弱。

     接着又说:爸爸太照顾妈妈了,真耐心。要是在别的人家会如何?!如果在脖哥家又会怎样?我告诉她妈妈当时和我说的那段话。

     她说:妈妈总往坏处想,总想她自己,如果多想想丈夫,孩子,就没病了。

     她每次都劝妈妈,但没用。当时燕京很多人很同情爸爸,许多人议论妈妈,说她是当时的燕京一怪。她是以极大的耐心来帮助妈妈的。

     听了这些我很后悔。如果我把对妈妈的看法与她和医生商量,也许我们全家齐心协力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她,而不是一切顺从她,她的病会早好。她可以写出更多的小说,教出更多的学生 ,包括我。

     文革之后妈妈搬到我校,一天她让我去民族学院去看她的老师冰心太师母,我与太师母聊天,她回忆1947年曾到燕京看朋友,也来看妈妈。她看到妈妈的病样,很为妈妈难过。并劝妈妈,要起来多活动,要继续写作,写作会使精神有所寄托,对身体会很有好处。过去她是非常看好妈妈的,现在的样子让她很失望。她多次提到妈妈是很有才华的,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,使得自己埋没了自己的才华,没有写出更多的作品,也没在文学方面作更多的研究,实在可惜。

     妈妈太固执了,连她最崇敬、最爱戴老师说的话也听不进去。回家后我告诉妈妈冰心太师母所说。妈妈也很后悔,说她认为抗日前,开夜车写小说、散文使生活没规律,过度疲劳而得病,她自作主张应当完全静养,不动脑筋,才会好。没想越来越坏,自己浪费了宝贵时间。抗日胜利后妈妈没做什么事,而其她人家的妈妈抓紧时间写文章,做研究,很多人硕果累累。原来领先的妈妈落到了最后。

 

理解

 

 

    现在的我,经过历史,现实,社会,国内外的洗礼,可以很好的理解当时的妈妈的情感。大约在抗日时外婆已经得了妇科的癌症,但没有认真对待。直到转移,全身痛,靠打吗啡度日。我见过她给自已打针,打在她的骨瘦如柴的腿上。妈妈认为外婆抽大烟、打马啡是用毒品解愁,没有思想准备,她会很快去世。

     抗日胜利我们搬走了,妈妈住燕京,骑车技术差,又没有公交车,不方便经常进城去看外婆,就交给了姨和保姆。她自己没有好好照料,很是自责。

    她的父亲甩掉她母亲后,她与母亲相依为命,精神和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她们痛苦的挣扎,奋斗。直到妈妈大学毕业、工作、结婚,有了爸爸的支持、帮助,才有一点好转。

     日本入侵,又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了。刚抗日胜利,可以有好日子过了,外婆就去世,实在太悲惨了。

     在听到外婆的去世后精神上的打击太大,再加上从不锻炼,不会疏解自己的精神痛苦。当时的治疗手段,采用吃药、静养的方法,使妈妈越养越坏。

     现代治疗精神不正常的观点和方法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,非常多样:以体育锻炼、心理疏导、改变环境、音乐疗法等非药物治疗为主、配合一点药物。因为这些药都有极大的副作用,特别是对心,肾的损伤。一般心臟病大夫是不主张用的,除非迫不得已。现在更不主张用静养的方法。所以妈妈越躺越睡不着,吃安眠药是雪上加霜,心慌,心晃,心跳,全身大出虚汗都是副作用。

     妈妈的这种状态一直到解放后见了苏联专家,才得到更正。

 

榜样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解放前在中国三妻六妾是常事。但在燕京就不是常事,校长司徒雷登就是大家的好榜样。刚在西郊建好燕京不久,他心爱的夫人就去世了。把夫人葬在燕京墓地,而不是送回美国夫人的家乡,放在身边,据说他只要住在燕京,每天早起去看她,坐在夫人墓旁,祷告说话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那时也不过50岁左右,可以结婚,周围有那么多的女工作人员,女大学生,也经常返回美国,但从不心动。更不会乱搞男女关系。燕京教授,教师,及工作人员,从没传说有乱搞男女关系的。但别的大学是有点小传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妈妈病成这样,爸爸一直爱着她,从没见他们吵架,或不耐烦。从来没有晚归或不归。根本不会想着去搞外遇,他的道德水准是极高的。小时我认为是受美国教育的结果。但到美国后知道他们乱搞的人是大有人在的。我有时想当时的教会可能比较好,对人们‘爱’的教育很高尚。现在我认为是燕京有一个好校长,好校风。道德水准非常高。

        现在国内外,教会内外,道德水准都在下降。各国最大领导人都乱搞男女关系,说是小节问题,这样的国家怎能治理得好。现在中国对乱搞男女关系给了许多新名词:劈腿,小三,带绿帽子等。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是痛恨的,所以在反腐败,在电视,电影中都在批判这个问题,但总也解决不了。最后可能会由老天爷来给这道德败坏的世界以应有的惩罚。

 

陪伴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一个夏天的早上,我刚下楼,就见爸爸一个人在藤萝架下喝咖啡。一把藤椅,一张小藤桌,一杯黑咖啡,一个小碟上有一块抹有黄油果子酱的面包,看上去很孤单。当然说的好听就是极其寂静。我一向好动,好热闹,我去是可以打破这个寂静的。姐妹都在甜蜜的梦中,就我一人也可得到这少有的父爱。

         爸爸穿着他夏天的丝绸长睡袍。我走过去,他告诉我在美国学习时他的教授夏天喜欢喝冰咖啡,他也学会喝,不放糖和牛奶。我也向保姆要了一杯陪爸爸喝了起来。是挺好喝的。现在我也常喝。当然从中医观点喝冰水是毁胃的。但是这清爽的早晨和爸爸在一起,真开心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长大后就懂得父亲多一点了。妈妈成天哀声叹气,要死要活的。爸爸没人可谈他的苦恼,回想他自己年轻时的留学生活,肯定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事情。所以想独自一人呆一会。

 

终于病倒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夏末初秋在妈妈生病很严重情况下,爸爸亲自带学生到社会学试验基地去实习,做调研。爸爸在美国这个花草繁多的国家得了草热病。

         抗日时期住城里花草极少,所以几年没犯。现在燕京的花草如此之多,加之内外的劳累,草热病又犯了。由于对花粉严重过敏,开始是吃药,仍然坚持带学生到农村基地。每次调研回来,爸爸病情加重,妈妈心痛的劝爸爸休息几天。他没有听从,继续吃一点药,又出发了。

    爸爸认为到农村基地去调研是非常重要的,是理论联系实际,追求真理,实事求是的最好时机。数十位学生在基地调研中完成毕业论文。

     最后爸爸终于累倒了,整日打涕如狗叫,他怕吵着妈妈,就铺个行军床住在楼下他的书房。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,又继续带学生到基地调研。直到过了这个野草丛生的季节,病好后才搬回楼上。后来他每年都犯,直到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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